邓迪斯与段宝林同在20世纪60年代思考民俗资料的收集方法。邓迪斯的“民族志式的描述”与段宝林的“立体描写”不谋而合。这种巧合出自必然，由如下几个因素决定：民间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向人类学研究的偏移；民间文学研究从平面文本研究向立体语境研究的转变；民俗学者求新求异的研究心理。同时，民俗收集理论与民俗收集实践的脱节也共同存在于中美两国的民俗学界，这另一巧合背后亦有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