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布旺丹】 《格萨尔》史诗的文本范型转换:从英雄史诗到佛教化叙事
    

 诺布旺丹(中国)

  根据藏文的传统,《格萨尔》史诗文本分为“结仲”和“曲仲”两类。前者指民间的叙事文,而后者和宗教叙事文有关。这两种类别是理解《格萨尔》史诗及其文本本质和演变至关重要的关键词。

  《格萨尔》史诗,从其传播的历史来看,大部分时间仅仅是口头传播。当然,在格萨尔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就是藏历的第一绕迥时期,并没有这样的传统。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手段,这一传统后来逐渐发展起来,但一开始口头传播的内容并没有如今的多达一百卷甚至更多。它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早期的故事和传说主要表现在神话方面。因此,在我们考虑安多或拉达克地区不同版本的史诗时,原始的情节似乎都致力于天神出现以前的故事、格萨尔的诞生、赛马大会、格萨尔登基以及同死魔(bdudgling)、霍尔(horgling)和汉地 (rgyagling)的战争。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很难发现佛教内容的痕迹。拉达克地区的版本表现得尤其明显,格萨尔主要是一位世俗的英雄,而不是集人和神的特性为一身的南赡部洲首领。

  克里卡(Krika)的版本也是一样。从本质上来说,格萨尔是一位降妖除魔保卫人民的国王,起初看起来就像上帝般的神话英雄。但那时的史诗可能仍然不是专门的吟游诗人所作,而仅仅是为了阐述集体记忆。在不同的家族谱系和部落中,无论男女老少都会背诵这些故事。在公众节日、宗教仪式、祈福宴会以及葬礼集会上,长辈们通过口头讲述将这些故事传递给年轻的一代。年轻人回到家或者是到达放牧的营地后,会重复吟诵他们听到的故事。于是口头传述的传统拉开帷幕。

  举个例子,格萨尔传统在果洛地区影响深远。即便是在现在,那里的每个人都还可以说几句该史诗。在果洛地区东南方向100公里远的地方──甘德(Gabdé)县,那里有个德尔文(dur-bud)部落,依然保留着古代Gling的传统和习俗。正如谚语中所说,“每一个Gling居民的嘴里都有一个故事”。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到刚会说话孩童,每个人都能说上一个故事。由此不难看出,在这个部落里,集体记忆是通过史诗故事来传播的。这就是西藏吟游诗人传统形成之前的状况。不管怎样,吟游诗人的传统似乎是在12世纪以后才兴起的。如上文中提到的部落的情况,每个人都是故事的讲述者,并没有固定的吟游诗人。故事的一般性特征,特别是格萨尔的事迹,被大家背诵下来,称作英雄史诗。

  佛教传播到这些区域以后,转变就开始了。15世纪以来,佛教各宗派先后传入了这些区域并被当地人接受。随着佛教在格萨尔传统诞生区域的兴起,这些部落逐渐成为不同宗教团体的“神圣遗产”(Iha-sde),他们专门为这些僧团提供服务。此外,佛教学院的僧侣们也会定期给他们讲授佛教教义。因此,他们的思想从更古老的传统转向了佛法。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佛教广义上的重要性和专门的宗教团体的说教就同格萨尔史诗联系在了一起。随着这种转变,一些更为古老的传统和习俗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史诗中出现了佛、菩萨和大成就者等角色,文中也开始出现智慧与慈悲、前世来生、六道轮回和四怨之怖等观点。史诗的功能开始同佛法的教义相融合,同时,吟游诗人也成为部落中这方面的专家。

  史诗因此就从世俗智慧的宝库转变为了传播精神真理的一种手段。格萨尔王也成了莲花生大师的映射,他击败了四怨,并由此开启了宝库的大门。获得了与莲师相同的神奇能力后,格萨尔王成了说教的传播者,改变着这些黑头发藏人。

  在此基础上,吟游诗人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有些作为伏藏艺人(gter-sgrung)、(bra sgrung)、巴仲艺人(bab-sgrung)、藏宝艺人(rtogs-pa-nyams-shar)、顿悟艺人(dag-snang)开始传播英雄故事。
这样的发展既带来了积极影响也带来了消极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吟游诗人角色的明确有利于促进格萨尔史诗的发展和繁荣,从而成为西藏文化中一个特殊部分。从消极方面来看,它侵蚀了大众智慧在史诗中的空间。部落和氏族体系的传统是人类共有的遗产,但他们在格萨尔史诗文化中逐渐丧失了影响力。

  最重要的负面影响之一是书面文本的出现。作为一种宗教,佛教十分重视书面知识。随着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印度科学的十个分支包括印度诗学也得到了宣传。经过萨迦派的翻译,丹丁(Dandin)的作品成为大家评述注解的焦点。这就在西藏引起了文学风格欣赏的新思潮,而格萨尔史诗也难免受到影响。书面文本的史诗受到一般文学文化的制约,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宗教。由于吟游诗人都是佛教徒,他们遵从佛教学习的准则,所以他们笔下的史诗都为宗教提供支持。关于宗教启示中所指的伏藏(gter ma),发现伏藏的人就成了发现史诗书面文本的人,比如Nu-rdzogs-mkhan-po、Bla-ma ‘Jigs-med-phun-tshogs夫妇、Bla-ma Gtum-drag-rdo-rje等人。

  二是政治。18世纪时,卫藏的统治权由五位大臣共享,他们当中的三位,Nga、Lum和Jar,暗杀了他们的领头人Khangchenné。另外一位叫作Polhané,在得知自己是下一个被暗杀的目标后,逃到了后藏(Tsang),并在那里建立了军队。1728年,在清朝雍正皇帝的支持下,他的军队成功击败敌人,夺回了卫藏。为了赞颂Polhané类似于格萨尔的英雄事迹,在藏历木兔年(1735),也就是Polhané统治的第八年,Ven. Ngawang Tendzin Püntsok,又称作Derge Zhabdrung,召集了西藏各地的传统吟游诗人和学者,一起编写了《抗击霍尔(Hor)之战》(horglingg.yul ’gyed)。很明显,这本书的出版是出于政治原因。

  在1735年Derge木刻版《抗击霍尔之战》第一部分的出版说明中,是这样介绍这本书的出版过程的:“关于《格萨尔王传记》这本专著,在不同的地区有很多‘武士诗人’(dpa’bosgrungmkhan)创作过。他们的用词和意思各不相同,事件的顺序也不一样。我自己就在Mdo、Kham和gLing等地听过二十多种口述版本,其中意义最深刻且语言最连贯的有四种:Derge创作的《策凌敦多布》(Tshe-ring-don-grub)、Nangchen创作的Lha-dbang-rig-‘dzin、Chamdo创作的Zhang-lu-phun-tshogs和Ling创作的Lha’u-bkra-shis。我们以这些口头传统为基础,加入了其他与此并不矛盾的各版本内容作为补充修饰。”

  这清楚地表明,作者Ngawang Tendzin Püntsok在作品中加入了文学鉴赏意识,但对于流行的传统并未给予过多关注。令人遗憾的是,在创作修订版的《抗击霍尔之战》的过程中,他丢弃了很多有价值的口头传统中的内容。后来,他的作品就成了才旦复茸(Tshe-tan zhabs-drung)、Rdi-tshaGsung-rab-rgya-mtsho、Dgu-rong-rgyal-sras、Ba-yanNgag-dbang-chos-‘phel和其他安多地区学者编写新版的范本,新的两卷版作品于1964年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除了以往来自宗教和政治的影响,当今时代倍加推崇书面知识也是原因之一。因此,不同版本的《格萨尔》几乎每天都在出现。继四川民族出版社后,甘肃和北京的出版社也以寺院木刻版为基础编辑出版了新的版本。全国各地的“格萨尔”研究机构也都在致力于转录和发表吟游诗人口述文本的工作。这一切都加速了“格萨尔”书面化的进程。

  发言人简介

  诺布旺丹(又名俄日航旦),博士。现为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兼职教授,长期从事藏族文化与史诗《格萨尔》的研究工作,并担任民族文学所藏族文学研究室副主任、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先后赴美、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访问。出版有《生命之轮——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藏族的神话与史诗》(藏文)、《西藏的传统商业和手工业调查研究》(合著)、《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合著)、《西藏人权研究》(合著)及《藏族神话与史诗》(2012),发表有《伏藏史诗:藏族史诗的困境》、《智态化──作为一种叙事类型》、《灵动的诗性智慧》、《苯教大圆满起源、形成和发展》、《格萨尔》《伏藏文本中的“智态化”叙事模式——丹增扎巴文本解析》等50多篇学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