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苏彝族山村的史诗演述与舌战传承:兼谈田野研究中的“在场”问题
    
工作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克智”(kenre)论辩与史诗演述的仪式化叙事语境已经告诉我们,“勒俄”(hnewo)作为诺苏彝族的史诗传统,其传承与演述在本土具体鲜活的民俗生活中流动着,以史诗传统自身的存在方式不断完成着史诗演述的实际生命过程。它既非一种基于文本的口头复颂,也非一种有固定模式的口头演绎。因为在义诺山地社会,不论是民俗生活仪式(婚丧),还是宗教生活仪式(送灵),作为舌战的“克智”论辩都必须根据不同的仪式场合与地点,按说/唱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叙事演述。由此,以特定的仪式时空为背景,以特定的演述者为叙事角色,以特定的仪式圈为叙事对象,构筑了史诗传演的特定情境。

本次发表拟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思考“怎么样”的问题,具体说来就是怎样确立仪式语境中的史诗演述场域,当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研究方式,更是一种学术视界。只有当我们将主体能动性的实现引入田野研究,才能逐步建立起一套观察、记录、报告、呈现史诗演述的基本观照方式时,才能从“这一次”演述与“每一次”演述的互文性关联之中,找到史诗传统的内在机理与运作机制。就我个人的田野经历或心得来说,“演述场域”及其“五个在场”的确定,或许就是对这种观照方式的初步总结,目的也是想尝试性地回答“怎么样”的问题。

在笔者题为《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的文章中,曾提出的“五个在场”是:史诗传统的在场、演述事件的在场、演述人的在场、受众的在场,以及研究者的在场。进而认为至少是由这样五个起关键性作用的要素“同时在场”,才能确定史诗演述的场域,才能帮助我们正确把握并适时校正、调整史诗传统田野研究的视角。而研究主体的“在场”是由以上“四个在场”的同构性关联为出发点的。具体说来,要审慎对待仅在演述人与研究者之间进行一对一的所谓的“演述”,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只满足于发现演述人,也不能将考察一个关系到传统、演述事件、演述人、受众这四个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构筑的、始终处于动态之中的演述过程简约为对一位演述人的访谈,也不能将这位演述人可能为学者研究提供的单独演述当作田野目的。因为脱离现实场境、脱离受众“在场”的录音、录像,虽说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但不能作为制作史诗演述文本的田野证据。我也认为应当有一套基本的评价机制来检验我们的田野工作。如果说这“五个在场”都能够从最后提供的田野证据中加以验证的话,我们来自田野研究的文本制作也就有了立足点。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五个在场”要素及其同构性关联逐一进行考量,或许能构成这样一种基本的评价尺度。为了说明以上“五个在场”要素彼此的同构关系对史诗演述场域的确定,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本次发表将以田野里的几个“小故事”为阐发。